由于橡树岭有著名的原子弹实验室，也有大片大片的农田，因此，圣玛丽学校既有科学家的孩子，也有朴实无华的农民的孩子。
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，很多人对中国谈不上什么了解。在橡树岭这样的小镇上，人们对中国的了解更是片面，他们甚至常会把Taiwan(台湾)和Thailand(泰国)弄错。因此，长着一幅中国人面孔的我，在美国人眼里，还是非常稀奇的。偶尔有知道中国的人，也在美国一片“反华”的氛围中，对中国充满了敌意和误解。
有一天，我和同学们正在上体育课，忽然有一名原子弹专家的孩子跳出来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，“你是中国人，中国人都不好，中国人很落后的，是东亚病夫！”我的脸涨得通红，周围也聚集了很多同学，这时，一个农民的孩子站了出来，挡在了我的面前，“你怎么能这样说开复，你凭什么这样说？”两个人居然在大家面前扭打了起来。
当时，李小龙的电影红遍世界，中国功夫在美国也十分有名，情急之下，我对那个骂人的男孩大叫，“你别打了，我会中国功夫！你要是再打，我拿中国的武功对付你！”这时老师也匆匆赶来，而那个男孩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跑掉了。
我站在原地，久久没有离去。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，一些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。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哪一个方面，我都要做到最好，永远也不要别人再看不起中国。
在学校里，我感受到的是完全美国化的教育，这里的教育宽松、自由，充满了鼓励和赞扬，和台湾式教育的死板、压抑相比，这里显然让我觉得学习更为轻松、快乐。
在台湾，我们要在课堂上将双手背后坐得笔直，要在操场里听没有意义的校领导训话，每天早上醒来，我们想到的是沉重的课程、繁多的作业以及严格的考试。另外我们每天几乎都要背书，它在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，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。
到了美国，老师不再要求我们背书了，而是尽量要求我们去理解。对于每个人不同的特点，老师都有针对性地鼓励。
当时这种方式对于年幼的我，只是感性地觉得特别好，没有压力。但是我在成年以后回忆起来，便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东西方教育的差异。
在美国，每个人的分数只有一个大概的ABCD的评判。一般来说100分会得到A+，95分到99分为A，依此类推。一般的孩子在拿到成绩单的时候，只知道自己的分数，不知道别人的分数。或许有时候会知道，自己大概在全班排在什么位置，但并不知道你周围的同学，处于什么位置。
在中国，排名次这种给人贴标签、分类别，给成功评等级、定指标的做法几乎根深蒂固。从幼儿园开始，老师们就习惯于将孩子简单地划分为“好学生”和“差学生”两种类型，就好像他们分别是从两个不同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一样。美国教育界的思维方式恰恰与此相反，他们在建立学生自信、自尊的过程中，对考试、排名不那么看重，而是看重个人的特点。
我第一次感受到最大的鼓励，是在一次数学课上，那是我刚到圣玛丽学校的时候。那时候，我的英文还不是特别好，很多东西还听不太懂。有一天，数学老师出了道“1/7=?”的题目，然后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大家，希望有人举手回答。别的不会，但是这类问题可是我的强项，类似的题目，我在台湾的小学早已背得滚瓜烂熟。我马上举手，大声回答：“0 142 857！”这个时候，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睁大了眼睛，觉得这个孩子简直是“天才”！
对于我来说，虽然心里知道那道题是我背出来的，但是当周围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天才的时候，我也不知不觉地认为自己真的很聪明。这种“天才论”让我觉得，我的数学不但在台湾能学得好，在美国也学得好。在老师同学们的鼓励中，我越来越爱数学，成绩也越来越好。到了今天，我当然知道自己不是天才，但是我明白，正是在这种鼓励声中，一个孩子的兴趣，才能得到最大的激发。
写到这里，还是想谈一下美国的教育制度。曾经有个记者写自己的儿子进美国学校的感受，“10 岁的孩子被送进了美国学校，上英文课，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论文，题目居然大得冲天——《我怎么看人类文化》；上历史课，老师让孩子扮演总统顾问，给国家决策当高参；在中学的物理课上，作业竟然是一个市政研究项目——城市照明系统的布局；而道德教育，居然是从让孩子们爱护小动物开始。”
没有统一的教科书，没有统一的考试，没有对学生三六九等的分类排位。这就是呈现在一个中国记者眼前的美国教育。
的确，在橡树岭读中学的最大感受就是，学校的功课十分轻松，每天的家庭作业很少，但是每天都有很多稀奇古怪的项目。比如当时，历史课教到美国印第安人的时候，不是用课本告诉你发生了什么，而是让一个团队写一个话剧，或者是基于移民者和印第安人的辩论。
美国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，都是在这些稀奇古怪的题目中得到锻炼的。这样的教育的差别就是：(1)从不同的观点看问题，没有正确答案；(2)经过参与和实践真正理解；(3)团队合作，避免零和思维。
在圣玛丽念完七、八年级，我又在杰斐逊中学度过了一年，之后，我进入了橡树岭高中。初中这三年里，我经历了攻克英文、适应美国文化的过程。
